陕北民歌中的近代陕北社会

民歌,就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 ,它是劳动大众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真挚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可以说民歌是人民群众对自己走过的历程的一种思考和记录。陕北民歌 ,是流行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的民间歌曲的统称 。悠久的历史 、丰厚且多元的文化传统 ,使得陕北民歌源远流长、古老淳朴且特色鲜明 、形式多样 ,无论就其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与其它地区有着明显区别 ,独具艺术风貌 ,可以说陕北民歌是陕北文化百花丛中一簇绚丽的奇葩和陕北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 ”。它深入到了陕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且内容广泛 、思想深刻 ,它既吟唱了陕北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 ,也反映了陕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 、经济 、军事以及民俗风情、自然景物等方面 , 以往对陕北民歌的研究多从搜集、整理 , 以及它的体裁、种类、节奏 、曲调、表现形式等音乐学和艺术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本文将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野对陕北民歌所展现的近代陕北社会进行研究 ,希望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近现代陕北社会的进一步了解。

一、陕北民歌中民众对鸦片毒害的痛斥和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控诉

反观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天灾人祸的民族,但因成千上万人的嗜毒而酿成天下大害则在晚清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中国近代历史因鸦片战争而开启,但并未因隆隆的炮声就使鸦片禁止 ,反而在鸦片战争后烟毒更加泛滥 ,几至侵蚀到整个晚清帝国的肌体,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祸害。林则徐估计其“幕友 、官亲、长随 、书办、差役 , 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孙中山于 1890年在 《致郑藻如书》中指出: 代表性论著:何其芳、张松如选辑《陕北民歌选》, 新文艺出版社, 1954年版;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会、陕西省文化局编《陕北革命民歌选集》,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8年版;王克文著《陕北民歌艺术初探》,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党音之编《陕北民歌精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榆林市文化文物局编《陕北民歌大全 》(上、下册),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马保信主编《中国陕北民歌经典》, 三秦出版社 , 2007年版;刘育林主编:《陕北民歌研究论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刘育林主编:《陕北民歌研究论集》(二),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吕静 《陕北民歌概述》,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1997年第 4期;鲁慧《陕北的民歌》, 《百科知识》, 2000年第 3期;蔡芳《陕北民歌再研究》, 《中国音乐》, 2006年第 4期;董静《浅议陕北民歌在新时期的发展》, 《音乐天地》, 2007年第 9期。“今夫鸦片, 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 ,举天下皆被其灾 ,此物不除,民奚以生?” 烟毒的泛滥,不仅残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影响生产 ,致使统治机构更加腐朽 ,还使得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民族矛盾和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这种在 “西潮 ”冲击下剧烈变动的社会状况 ,在陕北民歌的一些作品里也有非常生动的反映 ,如 《种洋烟》、《调兵曲 》、《禁洋烟 》里劳动人民用质朴的语言和直接的感受痛斥了对鸦片的憎恨和西方侵略者的愤怒 :“洋烟本是外国种, 进在中国害好人 ”、“骑马不骑两条腿, 交朋友不交洋烟鬼 ”、“咸丰把基登 ,坐朝北京城 ,长毛鬼外国人, 又把京来进 , 他抢占咱中华地,来把大烟种 ,那东西呀杀人 ,更比钢刀快 ”。于是 ,好心的家人规劝自己的亲人 “出门不要抽大烟 ,抽上了洋烟跌精神 ”。对于鸦片的危害 ,劳动人民不仅深有体会, 并且强烈要求禁洋烟 ,“清朝一统天 ,盖世种洋烟 ,宣统爷登基他要种洋烟 ,才把一个中华同胞一个个都吸坏”, “情哥哥且坐下 ,听奴说知心 ,洋烟本是害呀害人精 ,抽的没一个人摸样 ”。

二 、陕北民歌中民众对统治者残暴统治的鞭挞和灾荒中困苦生活的呐喊

同治元年 (1862年)起到同治八年 (1869年), 捻军、回民起义军席卷陕西,声势浩大, 陕北各县几乎都遭到烧杀掳掠,许多地方的土地、房屋、财产荡然无存,有的甚至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 ,据记载 ,绥德城陷后:“城内男女有服毒而死者,有自缢而毙者 ,有投崖投井而亡者 。死后数日, 城内外横弃之尸多被犬鹰攫噬。”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令各州县征兵,这在陕北民歌 《调兵曲》等中有真实的反映 :“正月里来是新年,缠头回民造了反 ,千里路上捎书信,各州府县发大兵”,“日头晒得实难当,出门人儿好恓惶,人摞人来把城爬,滚木连石头往下砸,早折早死早上路, 活的还比那死的苦”, “口传的坏信到家里, 吃粮人的家里做求祈 ”。“十月里到了寒冷天,大河沿上扎营盘, 娘老子听见是心酸痛”, “十二月里来一年满,这一趟死的好伤惨 ,狗官们把功劳一身揽,大清的江山人头换”。19世纪 70年代中后期, 陕西 、直隶、山西 、河南等省持续干旱,造成特大灾荒, 上千万人口死亡 ,史称“丁戊奇荒”。此次灾荒 , 由于范围较广 , 致使灾民流离失所 ,饿殍遍野 。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害 。陕北同样 “大饥, 人相食 ,死人大半”,甚至 “赤地千里 ……青黄不接 ,死人枕薪 ”,与此同时瘟疫流行 , “菌毒发生 , 有朝发夕死者 ,有随发随死者 ”当时的情况在陕北民歌 《揽工调 》中同样有所反映:“光绪爷登基年馑多 , 揽工的人儿受恓惶,黑豆糊糊熬成老糊汤 ,粗秕糠窝窝吃不上 ,饿的长工支不定……”1928年——— 1930年西北持续干旱, 据统计:“1928年陕西灾民 5655200人,冻馁而死者 20余万人 ,流离各处者百余万人, 介乎民匪之间者 60余万人。”“1929年,灾民增加至 7015052人,流亡灾民达 781347人。”甚至出现人相食与卖儿卖女的情况, 陕北同样如此,据记载:“民国八年自春至秋 ,滴雨未下, 井泉干涸,树木枯萎 ,秋田颗粒未收,麦每石 60元银币无处可买, 18年继续春旱 ,酿成大饥荒, 饿殍载道,卖妻、儿女及逃荒者甚多。” 陕北民歌 《闹灾荒 》、《卖老婆》、《卖娃娃》中对此也有真实的反映:“民国十七年整,遭了一个大年馑,高粱面刷糊糊,三天上喝两顿,可怜实可怜,可怜没有钱,大的七八岁,二的是五六岁,骨肉分离下决心, 谁要买就卖给谁 ”, “过光景婆姨买给人,又要苦害人 ,早起吃冷饭 ,到夜晚冷炕上睡,心想起卖老婆伤心又后悔”。

三、陕北民歌中对民风民俗的反映和描述

在不同题材的陕北民歌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反映陕北民风民俗的民歌 ,这些民歌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陕北人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习惯。比如, 在陕北,每遇嫁娶祝寿、老人过世等红白事情,都要操办宴席,在宴席上就有唱酒曲的习惯, 一般是当客人在宴席上坐定后,主人先将第一杯酒泼于尘埃,以祭天地,然后传壶递饮, 酒过三巡 ,主人开始劝酒 ,每位宾客敬酒两杯,谓之“两相好 ”,敬酒三巡, 谓之“桃园三结义”, 然后再互敬, 此时主人要唱 《敬酒歌 》, “玄孙抱在怀, 小小酒曲唱上来, 油漆桌子安上来, 湿布子檫来干布子揩,象牙筷子对对来撒开 ,四个菜碟四下里摆 ,事主家有酒大壶里筛, 银壶里添酒金盅里来 , 斟起冒起圪堆起,一个罢了一个再来”。 席间可以行令、猜拳、打通关 ,酒宴时间长了 ,酒令就逐渐变得随便,歌兴很浓的人可以找人对歌 , 到了最后酒酣歌尽时 , 便唱 《停酒曲 》告终 , 如 “酒坏君子水坏路 , 神仙出不了酒的彀”,规劝人们喝酒尽兴, 但不要贪杯 、误事。猜拳行令在陕北也非常普遍, 一直延续至今 ,这在陕北民歌 《老牛拳 》、《螃蟹拳 》、《瞪眼拳 》等里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如在 《瞪眼拳》里:“八月十五月儿圆 ,请你划一个瞪眼拳, 一抹胡子二瞪眼, 肚子上画一个圆圐圙五魁首圆又圆 , 六六顺呀圆又圆 ”等 ;前面方言, 蒙语, 指围起来的草场, 现多用于对于一块地或村庄的称呼。谈到, 陕北气候干旱 ,历来少雨 ,每当灾象来临之前 ,庄稼欠收之际,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乞求龙王赐雨 ,陕北祈雨一般分为请神、祈雨、取雨、还口愿等四个阶段 , 并且在活动中一边进行仪式一边歌唱, 如《清风细雨救万民 》、《我愿菩萨早铺雨 》、《黑龙爷爷请下山 》等民歌都是祈雨歌, 如“南无救万民, 清风细雨救万民, 天旱了火着了 , 地下青苗晒干了 ”, “一朵莲花一朵云 ,我愿菩萨早铺雨, 行着看黑洞洞, 高吼闪电雨儿淋,龙王老爷下大雨 ,早下大雨救万民, 南无大王老爷佛”。

四 、陕北民歌中民众对朴实革命思想的表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

1919年北京爆发了 “五四 ”运动 , 当时北京大学学生, 陕北绥德县人李子洲和清涧县人呼延震东等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 、痛打章宗祥的正义斗争 ,他们在李大钊 、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 ,利用假期 积极宣传 五四运动的 内容、性质和 意义 。 这就使五四运动的激流较快的波及到陕北各地。马列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陕北的广泛传播 ,使陕北民众对社会现实生活有了一个科学的 、明确的认识, 比如在陕北民歌 《人人脑筋开》中就有 :“地主家坐下吃, 讨租子讨得些谷。压迫穷人没吃的, 实实活不成。”在 《井岳秀坏骨头 》中有:“咱们那务农人,实在太苦情 , 一年的杂税完也完不清 。稽查衙役上了门, 拷打的立不定。”在 《反对旧婚姻 》中有 :“提起旧婚姻 ……, 把人当牛马卖, 怎叫人不反对 ”等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真思考的结果和表露 ,正是这种朴实的革命思想 ,使得陕北日后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1937年 7月 7日 ,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至此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开始,第二天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 ,疾呼:“平津危急 !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并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致对外 。之后 , 经过同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协议, 8月 25日, 中共中央发布命令 , 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 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 。对此,陕北民歌《献给八路军出征将士》及《要打得日本强盗回东京 》等歌曲中有生动的反映:“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 “军民要齐心, 救国打前锋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

五 、陕北民歌中对近代陕北民众社会生活的写照及晚清民初社会变革的记录

陕北在西汉时期 , 曾是一块富饶之地 , 据记载 :“上郡之地, 畜牧为天下饶 ”但是在宋元以后森林及草地被大面积砍伐和破坏 ,致使沙漠滚滚南下 , 吞没了耕地, 昔日的陕北逐渐变成地广人稀 、雨量稀少、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加之近代以来不断战乱及沉重的苛捐杂役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近代社会急剧频繁变动的时代背景下 ,陕北人民用歌唱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比如:“揽工人儿难, 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 受得牛马苦, 吃的是猪狗饭 ”, “十冬腊月数九天, 光脊背背碳实可怜 ”, “西北风顶住个上水船,破衣烂衫我跑河滩 ”, “一钵沙蒿它随风去,受苦的人遍地游 ”。把穷苦百姓那种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凄凉生活镂心刻骨的刻画出来 。在残酷压迫及剥削下 ,陕北人为了生存 ,别妻抛子 、背井离乡、出走口外, 陕北民歌 《走西口》将这种难舍难分、痛苦离别, 但又迫于生活压力被迫无奈的心情真实地表露出来:“正月里娶过奴 ,二月里走西口 ,提起那走西口 ,两眼儿泪汪流 ”,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 实难离”, “有两句心里话, 哥哥你记心头 , 走路你走大路……住店你住大店 ……坐船你坐船后 ……喝水要喝长流水……吃烟你自打火, 操心绿林马帮 ,吹入了蒙汉药 ”。每当遭年馑, 人们的生活更加悲惨 , 如同雪上加霜。 “高粱面刷糊糊, 也只能三天喝两顿 ”, 万般无奈,只好卖儿卖女 , 骨肉分离 , 这在前面提到的《卖娃娃》、《卖老婆》中亦有真实的反映 ,令人潸然泪下。这些朴实的语言既是当年陕北人民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 又反映了他们同命运搏斗 、与社会抗争的精神 。婚姻家庭的变革情况 ,不仅展示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向,而且体现着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传统婚姻的主婚权从根本上排斥了当事人的意愿,而完全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约”,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中国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变动 , 传统婚姻发生明显变化,陕北虽然相对闭塞 ,但这种变化在民歌里仍然是明显的。 “清朝改朝是国民军, 孙文留下个自由婚 ”,“以前的礼法太古董 , 男婚女嫁都由老人 , 实是难受的很 ”,而且 “全不管儿女情愿不情愿, 只要合了老人心,一定作成亲 ”, “自由婚约没毛病 , 夫妇作业乐盈盈,快快任他行 ,哎哟 ,快快任他行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 ,妇女不但没有婚姻自由与社会地位, 而且在身体上遭受着非人的摧残, 缠足就是一典型代表, 清末民初 ,由于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的潮流。早在戊戌变法时期, 维新派就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一项社会革命广为宣传, 1896年梁启超在 《时务报 》上发表 《戒缠足会叙 》, 宣传男女平等, 痛斥歧视妇女。1911年 10月湖北军政府发布了关于妇女放足的告示 :“照得缠足恶习, 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尤大 ,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 理宜百废维新 …”至此禁缠足 、剪发辫的呼声日高, 在陕北民歌 《妇女姐妹快起来 》及《都是宣传员》中对这种要求自由、解放的心情表露的非常真切:“妇女姐妹快起来 , 赶快把你脚放开 , 放脚剪发人人爱 , 自由平等来 ”。“开言叫一声, 妇女们都来听 ,宣传的话儿就在心 ”,“女子不缠脚 ,又不扎耳朵眼, 辫子剪成短帽盖, 都是宣传员 。”

六 、陕北民歌中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军民生活和斗争的记述与歌颂

陕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既是陕西省建党时间最早的地区之一 ,也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同时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创建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因此革命思想在这里传播早 ,群众基础好 。早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1935年 10月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落脚吴旗之前, 这里就已经有两个苏区 ,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 , 即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 , 1935年 2月根据形势发展双方协商成立统一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 ,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据此 ,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 :我们党在陕西出了两个领导人物, 一个是刘志丹 ,一个是谢子长 。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 陕西的代表 。”正是在刘志丹 、谢子长等人的正确领导下 ,陕北革命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 ,革命力量队伍不断壮大 。陕北民歌里有很多是反映这一时期革命斗争情况的, 如《刘志丹 》:“正月里 , 是新年 ,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 “四月里 ,四月八 ,老谢 (指谢子长, 笔者 )要把绥德打, 绥德团长害了怕 ;刘志丹队伍吴堡扎 ,陕北全红啦 ”。 再比如 《我的哥哥当了红军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我的哥哥当了红军 ”,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红军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 ,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惊 ,于是蒋介石在 1935年 1月开始调集数万地方势力及中央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进行围剿, 当时陕北红军只及敌人的十分之一 , 并且装备简陋, 但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等人领导下 , 认真分析敌我态势, 不但粉碎了敌人的 “围剿 ”,而且一连解放 6座县城, 使得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反围剿从 1935年 11月31日打安定县 (今子长县 )南沟岔开始 , 先后解放安定 、清涧、延长 、延川 、安塞 、靖边 ,陕北民歌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和记录 ,如 《打开南沟岔 》:“一九三四年, 腊月二十八, 打开了南沟岔, 老百姓欢迎他 ”。《打开清涧城》:“贺家沟开一仗, 仗杖我红军胜 ,把他们白军来个围剿定, 攻了多时很一阵 , 进了个清涧城”, 《打开甘谷驿 》:“打开甘谷驿 (属延长县—笔者), 抓定郭先生 , ……因为他开酒坊 , 东街里郭先生,西街里外国人,没见你红军抖威风”,《打镇靖 》:“靖边全围住, 老刘军前行 , 造上个云梯上呀上了城”, “上了城墙上, 队伍站两行 , 格巴巴的提了一棚枪 ”, “烟气冒空中 , 打开了监牢门 , 罪人放出城,劳苦群众都呀都欢迎 。”1935年 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达 13年之久,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陕北民歌里有许多是反映这一时期军民生产、生活、斗争及发自内心对人民领袖的拥护和热爱。如 《移民歌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 “山川秀 ,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咱们边区满地红 。”, “边区红,边区红 ,边区地方没穷人 , 有的穷人就移民, 挖断穷根翻了身 。”, “葭县 (指佳县———笔者 )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 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 “为咱们能过好光景 ,发动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吃饱饭 。”再比如 《欢送抗日军 》:“军民嘀嗒叫,铜鼓咙咚敲 ,抗日军队眼看着过来了 ,战马前引路 ,战旗迎风飘。”“欢送将士杀敌立功劳 , 军民要合作 ,齐来赶强盗。”“军队百姓团结的牢又牢 , 抗日救中国,大家心一条 。”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民歌里面再也看不到以前陕北人民那种生活困苦、凄惨悲凉的状况,以及以往陕北人悲叹 、压抑 、沉重、苍凉、消极的情绪,所有这一切一扫而去 ;而看到的是对红军 、对领袖的赞扬和歌颂, 以及对新生活的赞美和期盼, 看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神态和气势,看到的是一个个顶天立地的陕北汉子在黄土高原上站立起来的英雄气概。

总之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新与旧、中与西互相激荡 、互相影响 。陕北民歌以其独特的形式不仅继承了我国民间音乐遗产,繁荣了民族文化艺术 , 而且以 “口述史 ”的形式记录和描述了近代陕北社会的发展与历史变迁 。陕北民歌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呈现了不同时期的陕北社会状况和社会存在, 从而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通过陕北民歌探讨陕北社会的发展态势及社会结构变迁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故对其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 ,对陕北民歌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对陕北民歌的搜集 、整理、挖掘、抢救, 就是对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和创新 ,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我们深信认真研究陕北民歌必将会进一步增强对近现代陕北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

本文选自:梁严冰.陕北民歌中的近代陕北社会[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3):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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