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在陕北大地上就和这毛头柳一样,根深叶茂!

“弹起个三弦定起个音,众位明公安坐定……”说起陕北说书,听过书的人们首先会想起这句千篇一律的开场词和那抑扬顿挫的三弦音乐。

只要是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出生的陕北人,人人都熟悉陕北说书。可以说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是陕北说书陪伴着陕北人走过来的。

庙会上坐场说书是现如今陕北说书的主要生存和表演形式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一些民间艺术的迅速消亡,各种各样研究陕北说书艺术的文章、书籍也应运而生,许多陕北的有识之士都用心地研究、撰写研究性文章,特别是对这一古老艺术情有独钟、痴爱一生的曹伯植老先生,将一生收集的陕北说书资料做成十几本书,留给后世,这贡献真可谓伟大。认真阅读了关于陕北说书这一民间艺术的研究或追忆性的各种书籍和文章,我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这一民间艺术在我心目中的那一小点感受写出来,那感受就是:

陕北说书,千百年来不仅慰藉着陕北人苦焦、孤寂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这一民间说唱艺术,造就了陕北人独特的秉性!也就是说陕北人身上的许多别人不理解的特点,均与陕北说书有关,是陕北说书艺人们用这一民间艺术在娱乐人们的同时,也教导了人们,使陕北人有了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是非观,有了鲜明的带有侠义或英雄主义色彩的个性以及敢作敢为、坦率直爽和想象力丰富等等特点。也就是说,是陕北说书铸造了陕北人的秉性!

千百年来的旧时代,断文识字有文化一直是中国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与在乡村的农民是无关的事。这些最底层的民众也就无法用文字交流和感知世界,只能通过语言从别人口中了解和感知世界了,于是,那些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说唱艺术,那些或盲或残的民间艺人们让乡村里目不识丁的人们通过他们的说唱知道了前朝往事和山外的奇闻趣事,同时也通过说唱让人们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而极度闭塞的陕北,这些艺人们的教化作用就更大了,一代又一代的教化中,就有了陕北人独特的秉性。陕北人把请书匠也叫请先生,由此可见说书人在陕北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由此也可以窥见书匠对陕北人的教化功能。

我个人觉得“陕北说书铸造了陕北人的秉性”这一特点之于陕北说书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研究这一民间艺术必须明白的最根本一点,否则,再怎么说,说得花乱坠也让我觉得是在那里胡说、乱说。这是我对所有关于陕北说书的书籍或文章的一个遗憾。

在众多陕北说书的研究者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曹伯植先生。

我这受陕北说书影响非常大的直率的性格让我这文章似乎跑了题,那么现在我就“闲言杂语我不说,单把陕北说书给各位表一表”。

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是一种有说有唱的说唱艺术,主要流在延安、榆林两个地区。从事这一艺术的艺人以盲人为主。过去,在陕北某村里如果有明眼人在说书,听到有盲人书匠来了,那么他会立即停止说唱,并且要翻窗户离开,不能从地上的正门里走出去,因为他这一做法是与瞎子争食的不道德的行为,属歪门邪道,但是只要他从窗户翻出去,那盲人书匠也就不得与他计较,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说书这一民间说唱艺术在我国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秦汉时,宫廷里已经有了专门管理说书的官,这官称为“稗官”,这官是皇帝设立的用来搜集民间“衔谈苞语”、“里苞风俗”的官职。1957 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汉代说书俑,此俑上身袒露,左臂掖鼓,右手握槌欲击打,张口垂目,神态自若地在说讲着故事。由此可见,早在汉代,说书就已经很盛行了。就陕北而言,关于陕北说书的史料记载不多,清代《榆林府志》中有以下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这里便有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巨畅,殊有风情。

现在研究陕北说书一般是从韩起祥开始,而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也多是以韩启祥生前的录音资料中的叙述为主。韩启祥说:师傅亲口对他说是三皇时留下的说书。三皇是姓黄的黄。相传很早以前(约奴隶社会时),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都给奴隶主赶骡马干活。大儿子叫大黄,让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侍候太太时被她用锥子把眼睛扎瞎了。这三个残废了的兄弟被赶走后,流落到陕北一个叫青化县的地方,以乞讨度日。一天大黄拾到两块烂木板,一边走一边敲打着,走到一户有钱人家说了些吉利话,吃了些剩饭,比以前光喊叫强了。有一次人家杀羊,他们把人家丢弃了的羊肠子捡来晒干后绷在木板上,弹出点声音来。二黄给这木板配了个头,路过深山时见了一个死蝎子,又把蝎子尾巴用草绳接连到木板上,就成了琵琶了。所以旧式琵琶看上去就和蝎子一样。二黄又挂了两根小木棍让大黄敲,这就成了梆子。后来二黄又想要是大哥去世后,谁敲梆子呢?他灵机一动,就把两块木板绑在腿上自弹自打,这就是最初的甩板不久,大黄、二黄过了山西临县一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三黄则在陕北成了家还生了五个儿子。兄弟三人后来一个莲花落、一个琵琶、一个三弦,都把各自的技艺传给后人。其中三黄就收了十八个徒弟,徒弟们出师后,在行艺的过程中改编曲调,所以陕北说书有九腔十八调之说。

而民间还有另一种传说也是三黄,说他们兄弟三人被害成废人后流落在到奢延(今横山)县城,腿坏了的二黄跟人学会了钉靴的活,成了一个很好的钉靴匠,挣的钱可以让兄弟三人活下去。大黄心想自己是老大,本应照顾两个弟弟,怎么可以让二弟养活自己就每日出去乞讨。在讨吃要饭的过程中他常能听到有人用琵琶伴奏演唱小调,诉说着大漠风情,大黄听了后思量,我何不用此方式将兄弟三人的遭遇诉说给众人,或许也可以换来别人的同情,施舍些小钱供自己生活呢?于是二黄用钉靴赚来的钱为大哥买了一把琵琶,大黄生性聪明,悟性记性都好,很快就学会了琵琶的演奏方法,并且自创了适合演唱兄弟苦情的大悲调,编出了说唱段子。大黄在街头一唱就引起了人们的同情,逐渐有了固定的场所和不少的听众。

话说汉武帝刘彻为了打击屡犯边境的匈奴,率兵亲征,在朔方平定了匈奴后,班师回朝(西安)时途经奢延县,在县令陪同下在街上安抚百姓。正在行走时,见街道一隅围着一群百姓,时而涕泣时而喝彩,便与县令一起来到人群中听起来。原来正是大黄在此处唱说自己兄弟三人的遭遇。汉武帝听完后大怒,命人将大黄带回县府,仔细盘问了情由,命人将财主捉拿来,财主招认后被汉武帝处决于街市。汉武帝为大黄一个无眼之人,能在街头说唱世间善恶美丑,以说唱教化世人,扬善惩恶,有宣传教化百姓之功,就依据他兄弟三人的状况,敕令天下,唯瞎子可说唱书文,瘸子可以修靴钉鞋,憨憨可以乞讨,其他人不得掺行。又要求大黄以后也要说唱一些经史之事,以教化众人晓礼仪明法度。黄瞎子说我一介草民,一无学识,二又眼瞎,如何讲得了经史。武帝就命人将经史编成唱词,教大黄说唱。大黄又说经史深奥晦涩,说唱起来难免会有乏味无趣之时,怕众人厌烦。汉武帝沉思后就赐给大黄一块三寸木头,命他在说唱之时如遇打瞌睡心不在焉之人时,可猛击此木,以醒世人。

于是,陕北就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说书只能是瞎子干的活,钉鞋修靴也只能是瘸腿人干的事,而寻吃讨叫的只能是头脑有病的憨憨,正常人不能进入这些行当,与残废之人争饭抢食,给这些苦命之人留一条活路和一口饭,让他们能在世间活下去。

除以上这两种说法以外,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民间还有众多的传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但说书对陕北人的教化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陕北说书的形式是千百年来固定不变的,就如书中书匠自己的说道一样“一人一马一杆枪”,一直是一个人就说就唱就伴奏。到了一个村子,村里人把书匠的吃、住安排好,说一天或几天后,村里人给书匠一点钱,能给多少给多少,量力而行,然后再打发一个人把书匠送到下一个村,一村接一村,一直往下传。

传统的陕北说书内容包罗万象,并不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这两句言可以概括的。由于陕北地区没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别的地方由戏曲表现的内容,陕北就都由说书来完成。所以,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武林豪杰、绿林好汉、忠臣孝子、农民起义、公案传奇、除奸铲霸、爱情故事等等,反映的思想基本上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的因果报应和福禄有命,富贵在天的佛家思想为主,有一些天人合一,天道难违的道家主张。书匠的语言全是用地道的陕北方言,而在一处行艺的艺人说也好,唱也罢,全用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方言哩语,让听者亲切,通俗易懂。

“说是骨头唱是肉”,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以说为主,但唱占的比重也非常大。而由于说书艺人流动性比较大,在行走的过程中道听途说的家长里短,奇闻趣谈,朝政大事等等,书匠都能及时地编唱出来,所以对于听者而言,书场里不仅可以知道前朝往事,远古神话,历史侠义传奇,百姓故事,还能学到历史知识,听到新闻和乡间趣事。通过书匠极其生动形象的说唱,那些事,那些人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者的脑海中。不论怎么说,唱什么,所有书匠的原则都是对邪、恶、丑予以嘲讽和鞭笞,对真、善、美大加赞美和颂扬。在陕北说书的所有大、小书里,基本没有以悲剧结束的,也没有那种颓废或泄人气的东西。于是,书匠们在娱乐民众的同时,也给这片土地上极其艰辛的民众们信心和生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同时,在耳听说唱,脑中想象的过程中,造就了陕北人个个想象力丰富,富有艺术气质和那种显明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个性特点。

陕北人对说书艺人最基本的要求是:“眼瞎心不瞎!”这也是对他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的规范。如果一个书匠,在行艺过程中,是非观、价值观有改变或不正确了,也就喻示着他日后的路就没有了,所以,所有的说书艺人都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不会在行艺中宣扬歪门邪道等丑恶的东西。

旧时的书匠还有许多手艺,最重要的一项是算命,还有扣娃娃、送鬼等。算命主要是“瞎子滚流星”,这一算命方法是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以及由天干和地支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序列背熟,按照被算者报上的生辰八字,推断此人一生的命运。由于陕北许多人认同“人的命运天注定”的说法,而瞎子又没有观音察色的能力,所以许多人都非常相信。另一种算命方法掌握的人就少些,那就是捏骨,就是瞎子把算命者的手握住,用力捏其手上、胳膊等处的骨头,而根据捏骨头的感觉算出此人的福禄等命运。除算命之外,还有一手艺就是扣娃娃。当时陕北地区物质条件贫乏,生下的小孩难存活,老百姓就认为有鬼怪或专捉小孩魂魄的“摊家子”作怪,由书匠说一段书给神来把娃“扣起来”,也就是保护起来,使“摊家子”及其他妖魔鬼怪再不敢危害该小孩,使其平安、健康成长。有时,被扣过的娃娃还要拜瞎子书匠为干大。扣娃娃也有的地方叫扣刷娃娃,是说把娃娃的魂魄扣住,把附在娃娃身上的邪魔鬼怪刷去。还有安土神,还愿等等也是书匠在行艺时经常干的活。这类事都是旧时代的一种迷信活动,也是说书人为了活下去兼职的一些技艺。

不论怎么说,陕北说书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在极度封闭的陕北大地上,慰藉着了一代代陕北人孤寂的心灵,也渐渐造就了陕北人率真、乐观和敢作敢为,有浓烈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性格和秉性。简单用一句话说陕北说书,那就是:陕北说书鼓舞着陕北人走过了千百年的苦难岁月,也造就了陕北人大气磅礴、不拘小节、耿直、敢作敢为、疾恶如仇以及直面困难、乐观向上的独特秉性。

陕北说书之于安塞,那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门民间艺术。安塞这一名称的含意就是“安定边塞”的意思,古代一直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在上世纪 80年代之前一直极度闭塞。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王震将军到安塞看他昔日的一位对他曾有救命之恩的老部下,当闻听当地政府在镰刀湾乡至靖边县的白于山区修了条简易便道,以方便安塞人与榆林地区来往时,将军愤怒地训斥当地党政领导:“你们是给苏修进攻我国往开修通道呀,你们这些里通外国的败家子,咋敢把这里的路修通哪”。由于从古至今,安塞一直是汉民族防御匈奴等少数民族屡屡侵扰的重要战略要地,所以,这里除驻有重兵之外,一直交通不便,险恶的山形地势本来就是一道防止异族入侵的天然防线。在这种状况下,安塞人一直把“走州过县”之人称为有本事、能力超群的大能人。在这种极度封闭的环境里,陕北说书在安塞就显得比其他县更为重要和不可缺少,除正规的书匠之外,安塞每个村子几乎都有那么几个能讲“古朝”的能人,冬日闲暇或秋日连阴雨时节,人们能聚在某家窑洞里听一天半晌的“古朝”,已是很大的享受,如能听上一场带音乐有说唱的书匠说书,那真是大享受,享大福了。所以外县或本地的书匠在安塞是非常受欢迎的,走到个村子人们都会热情认真地对待、接承。在这种大氛围下,安塞盲了的或半盲、不盲的人们,都比较喜欢、乐于从事书匠这一职业,乐于当说书匠的人比别处多。

书匠们给身处苦焦闭塞的安塞人带去了欢乐和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而安塞人也在给书匠应有的尊重与适当的经济或物质的回报,使他们能在生活下去的同时,继续完善、提高自己的说书技艺,二者相辅相成地从古到今一路走来。

一些原本生活在陕北,后来通过自身努力到了省城西安的一些文化人,还有个别本地文化人在写陕北说书时最爱用到“最后的”这个让人感到绝望的词,比如说大师张俊功就喜欢用“最后的民间说书大师”等等词语,其实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我一直生活在本地,也一直没有间断地听着陕北说书。就陕北说书的技艺、技巧而言,我觉得目前这一时期,应该是自从有了这一艺术以来的最高峰和鼎盛时期!说这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陕北说书艺人基本都是瞎子,也都是文盲,说书是靠同样是瞎子、文盲的老艺人口传心授,这些艺人中天赋极好者不多,而 70 年代至80 年代,由于陕北太过贫穷,许多在解放后上过学而且也喜欢这一艺术的正常青年人也走进了这一领域,而且这些有文化的正常人也不同于以前的艺人,只拜一个师傅,他们只要遇到自己觉得好的师傅就拜,就认真地讨教、学习。所以这些正常的新生代说书人可谓博采众长,而且他们的理解能力和接受、模仿能力都比老艺人们强,也能在行艺过程中对千古不变的书词进行合适的改动,也有比老艺人更强的创作能力。此外,他们还能自己看书学习一些侠义唱本,也能在行艺过程中舍劣求精,使自己的说唱更有感染力,让听众更喜欢。只是他们生不逢时,当他们艺学精了,开始闯世界时,这原本贫穷落后的世界一下子开始巨变了,不仅收音机、录音机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连电视、电影、电脑、互联网等等人们想也不敢想的新传媒工具也铺天盖地的走来,人们的娱乐方式也随之大变,于是,没人耐着性子听陕北说书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一时期说书艺人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有史以来鼎盛的一个时期。只是我们许多人没有再去听书罢了。

目前,就别人认为已近绝迹、后继无人的陕北说书艺人,仅安塞县注册的,可以弹三弦并独立行艺或行过几年艺的艺人,就有 120 余名,其中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3 人,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 20 余人,延安市曲艺家协会会员 30 多人,总体数量虽略少于横山县,但仅有 17万人口的安塞,不到横山县总人口的一半。所以,就说书艺人占人口的比例而言,陕西无任何县可以和安塞相比,就是在安塞文联所属的各个协会中,除腰鼓协会之外,即将成立的曲艺家协会的会员数以及国家级、省、市级会员规模,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仅现在以此为生的艺人也还有近 50 人。我之所以说这些不该说的话的原因是这样的:前些日子,与一群说书艺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时,一位艺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听书匠给你说,毛老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百无一用是文人!真的,我看了一些写陕北说书的文章,大多数还能行,但有个别人实在是让人不舒服呀。如今,社会上的人们到是不怎么小看我们书匠了,可这些文人骨子里却还是瞧不起我们,一写陕北说书,就悲悲戚戚的,总爱说现在的书匠不行了、秋势了,没书匠了,陕北说书不顶事了,谁谁谁是最后的大师,最后的书匠了,看的我是非常的伤心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想找这个文人,当着他的面骂上他几句……哎,真就跟别人说的那样,一群无聊、自以为是的狗屁文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

这位自称书匠的说书艺人所说的那几篇文章我也看过,听了他的话,我又找出来读了一遍。读的过程中我把自己放到书匠的位置去体味,真的有些不舒服。我理解了他的愤怒。真的,在陕北说书现实状况的论述中,一些文人是有点自以为是和不负责任了,他们的言论对许多痴爱这一艺术的艺人们的伤害和打击是巨大的。我觉得,作为文化人的我们,不能自己再不去,也再没有听过书,就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世界就没有陕北说书了,想当然地写那不严谨的文章。为文,说实在话,对文人而言就是一种谋利赚名的活什。这社会任何人关注陕北说书这一民间艺术本也无可厚非,但不能因为自己没耐心去听一场或三五场说书,就想当然地信口开河。这样的文章貌似关心、担忧陕北说书的命运,但实为对从事这一行当的艺人们和这一艺术的一种打击和伤害。文章千古事呀,不论写什么,我们都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去体会,去写,想当然的自负还是少点。

这位半辈子以嘴谋生的艺人,那天最后他这样说:我们说书的时候那些认为陕北说书死了、陕北没有书匠了的文人们——你不在、他不在,就我书匠和听书的在呀!而陕北说书的现状是——虽然韩起祥不在、张俊功不在,可我们几百个以此为生、虽然贫穷困顿,但乐此不疲的书匠还在呀;我想对那些把我们就没当球个人,说陕北没书匠了,陕北说书死了的文人说——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你不在、他不在,我也不在,但陕北说书一定还在!

听了这位用《high》歌的歌词调侃文人的书匠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严谨一些,最好不要再伤害、打击书匠们了。民间艺术既然有着千百年漫长的历史,那么,它即使死亡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的长度与之相比,我们没出生时它就开始死亡,我们死了,或者我们的子孙后代又几辈人死了它还在,而且即便是在苟延残喘着的民间艺术,说不定某个不起眼的因素一激,它就又会起来,甚至于活的比原来更灿烂更辉煌。基于这一原因和认识,我肯定的地说:几十年或一百年甚至于二三百年之后,我们都不在时,陕北说书一定还在!

安塞与陕北说书这一民间艺术的渊源很深,陕北地区有名一些的说书艺人,大多都有过在安塞说书行艺的经历。延安革命时期,安塞驻扎着中央二局,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边区总医院,以及难民工厂、被服厂、保育院等 20 余个中央直属单位,所以那时韩起祥也经常到安塞来说书,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韩起祥又经常到安塞下乡演出。记得幼年的我在安塞县城的“七月二十四”骡马大会,即物资交流大会上听过两次这位陕北说书泰斗的精彩表演,但当时少不更事的我没有记住老人太多的说书细节,仅仅记住了一句“红五月,五月红,我给毛主席来说书”,再记住的就是一个字“挤”。体育场上,人山人海的,我好像是被大姐还是爷爷引进去的,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挤围在戏台前听一个人说唱,好在那时的高音喇叭很足劲,把他那非常有特色的声音放大了很多倍,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而第二位陕北说书的大师级人物张俊功老先生,也和安塞渊源颇深,安塞应当是他行艺说书比较多的地方。那时的安塞群众生活刚刚有了点起色,于是,庙会和新修窑洞及老人过寿,娃娃满月之类的事情多了起来,爱红火热闹的安塞人就把请书匠说书作为首选。而张俊功的说书一改往日“一人一马一杆枪”的局面,五个、七个的各色书匠坐下来,你弹他吹,那个又拉,这个说那个唱。既有说书的韵味,又有一台戏的表现力,于是,一时间安塞的各庙会或村户有大事需庆贺时,都把能请来张俊功说书班子说场书当作一种时髦,或衡量这个事情过好没过好的一个标准。一时间张俊功张和平父子一到安塞就一场接一场地往过说。有时半月二十天,有时一个月两个月地在安塞设场说唱。而那时一些在社会传播的“张俊功说书”的磁带,有许多就是在安塞行艺过程中录制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一些人偷偷地录下后又翻录卖钱谋利。记得在赞叹张俊功说书的表现力及感染力的同时也和一些文朋诗友讨论过张老改革说书的功与过,记得我这听着三弦独人书长大的毛头小子在赞叹的同时,也有些否定之词,因为我觉得张俊功的确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和表演艺术家,但总觉他的说书似戏又非戏,是书还又不是书,少了一人说书时的安静与条理,多了几分喧闹与杂乱,但的的确确的达到了雅俗共赏,也让绝大多数人喜爱。现在回过头想张俊功大师,那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说书巨匠,如果那时他不改革说书,那么陕北说书绝不会有他所创造的那个鼎盛时期,也不会使这一民间艺术获得到那样一段时日的精美绽放。

除了以上这两位已故的大师级人物之外,在陕北说书界再要说的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说书)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陕北说书大师,安塞人解明生了。(另一位是陕北首位女说书艺术家,韩起祥大师的女儿韩应莲)
(来源:《陕北的魂魄》郭志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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